作者：吉普赛青蛙

　　由社会劳动和保障部副部长步正法“一个抄表工年收入十万元”的说法，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在各主流媒体和社会上对于电力系统高收入的传言四起，但是对于一个抄表工年收入十万是真是假，众说纷纭，无从证实，就是那个副部长也一声不吭了，任由众人纷说。
　　从电力企业高收入让大家想到垄断行业的产品定价，那么垄断行业的定价是不是真的像众人认为的那样虚高呢？大家马上可以举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为例。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移动通讯收费的下调速度和幅度有多大，最初中国移动电话入网费要一两千元，月租费50元，本地通话费每分钟0.5元。如果是长途和漫游的话，那么价格就更是高得吓人。与此相对比的却是国际电信价格的低廉收费，这层窗户纸被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捅破。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联通崛起后，中国的移动电信在两大主要移动通信商的激烈竞争的同时，电信资费不断下调，入网费早就没了，月租费也名存实亡。通话费有的地区才0.1元，已经低于固定电话收费。中国的老百姓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老百姓把这一切都归功于电信行业的竞争。可是谁又知道，又有谁会拿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探究这背后的真正原因呢？消费者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在奔忙，所以每个人都被那些媒体和专家的舆论导向所引导，可是这些媒体和专家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工作，他们也在迎合我们老百姓的口味，于是乎就造就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竞争能带来低廉的电信资费”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口碑。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宰相刘罗锅》中的一句名言：“天地之间有杆秤，老百就是那定盘的星。”
　　可是实际生活中老百姓心中这杆秤，未必就看得清。
　　移动通信资费大幅下降的原因真是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竞争的功劳吗？其实末必是这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的价格是由其成本决定的，而我们国家由于是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价格体系，这其中价格的形成，尤其是垄断行业商品的价格形成并不一定是由商品的成本决定的。在中国建国之初，由于当时的社会环竟，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国家统一定价，国家几乎抱揽了所用商品的价格。由于社会制度和中国的社会生活水平的原因，当时我们国家的定价可分为：一般普通商品定价，奢侈品定价，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需品定价。在这三种定价中一般普通商品的定价基本上是以商品成本为基础定价，像电力、机械、化工、煤碳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必需品的定价则采取了以成本定价或低于成本定价的方式，像粮食、食盐、油料、医药等。而对那些在当时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商品，像手表、汽车、电话等，则认为是高档奢侈品，被认为是可以消费也可以不消费的奢侈商品，是专供那些有钱人消费的，国家在定价上则采用了超高定价方式。比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有三十多元钱的情况下，当时被认为是最高档的消费品“三转一响”中的上海牌手表的价格是125元人民币，一个中国职工家庭如果要买一块上海牌手表，除去必需的生活花费外，节衣缩食起码也要攒一年多钱，才可能买得起那块象征着社会地位的上海牌手表。而这块上海牌手表的实际成本是多少呢？据当时民间的传言：当时一块上海牌手表的出口价格是7元人民币（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初期最早公开的人民币汇率是对美元1比1.7）。我个人所知道的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在100多元的时候，在货币发生一定贬值、社会货币通胀的情况下，其他普通商品和生活必需品都涨价了，甚至于发生了1987年的那场让中国人难于忘记的抢购风的情况下，“上海牌”手表的价格却降到了65元。从这块上海手表上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奢侈品的定价是多么的高。
　　这部分高档奢侈品的巨额利润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的医药价格。
　　“青霉素”这种在今天看来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抗生素，在当年它在医药界的地位却是今天任何一种药所无法比拟的，当时的重危病人和家属如果有了“青霉素”就会燃起生的希望，这种说法对于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一点也不会大惊小怪的。
　　在上世纪60年代，一支四十万单位的“青霉素”统一零售价为1角8分，而生产一支四十万单位的“青霉素”的成本是3角2分。这是当年的小学生数学课本中常出现的应用题，是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宣扬的。
　　实际上在当年，像手表这种奢侈品的超高利润就是添补到了像“青霉素”这种救命药品的亏空中去了。同样，电话在当年作为比手表还高一级别的“奢侈品”，其定价自然也是一种超高定价，这也就为后来的电信资费不断下调预留出了巨大降价空间。与其说移动电话的降价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竞争造成的，还不如说是当年作为奢侈品的定价使然。实际上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竞争一方面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曾有专家估算，仅网络和基站的重复建设一项浪费就达1200亿元人民币。这可是成本啊！
　　再来看一下比电信业竞争充分得多的医药行业和教育行业。
　　遍布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有国有的也有私营的，还有股份制的；既有国家级，省、地（市）、县、乡镇级医疗机构，也有众多的私有制和股份制医院，还有数不清的社区医院，更有遍地开花的药店和医药超市。竞争不可谓为不充分，然而药价呢？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得不起病的年代，充分的医药竞争并没有让老百姓感到医药竞争带来的实惠。
　　教育行业是怎样的情况呢？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民办学校逐步兴起，教育产业化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各式各样的办学方式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高校扩招额度年年增加，从数字上看老百姓的孩子上学的机会增加迅速，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可是现实社会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今年高考刚过，正是学子们入学前的时期，每天打开收音机总会听到贫困学子考上大学但交不起学费的报道，有的情境甚至于很残酷。今天上不起学的是大学生，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上不起学的可能就会漫延到我们的中学和小学。
　　医药行业和教育行业充分的竞争并没有让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下降，反而加重了人们生活的负担，以至于成了悬在普通老百姓头上的两把利剑，高昂的医疗费用和医药价格随时都可能让一个生活稳定的小康之家陷于困境；天文数字般的学费让多少优秀学子无缘学校之门。这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反醒一下我们的医疗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我们的一切唯竞争方式是不是陷入了一刀切的误区？
　　具有公益性质的行业是不是应该另有一种管理模式？因为这些行业关系到亿万中国最普通百姓的生存。
　　回过头来再说说电力行业的产品定位。解放初期中国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生产国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统，那个时期居民生活用电很少，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电也算是奢侈品了。但在工业生产中，电作为工业生产的基本能源，就像人需要吃饭一样，电是工业的浪食，一分一秒也离不开电的。所以电的定价是作为一般商品来定价的，也就是说电价是在成本基础上加上一定合理利润定位的。电价没有像奢侈品手表、电话费、汽车那样的超高利润，也就没有那种大幅降价的可能，更没有一降再降的可能。幻想电价能像汽车、电话费那样在竞争中大幅降价是不可能的，因为其降价空间是有限的。由于不同地区、不同设备的差异，有的地方甚至是没有利润或亏损的。
　　由于电价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和人民群众生活的安稳，所以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三十年，虽然我们天天在喊发展市场经济，但是电价却始终没有直接融入市场。就是因为电价如果一旦放开，因其成本的原因，其价格不可能像电信资费那样给社会和百姓带来较大实惠，甚至于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我们今天已经迈入一个信息化时代的工业社会，整个社会、国家和百姓生活对电的依赖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严重，如果电价出现较大波动，整个国家和全体老百姓可能都难以承受，甚至于可能是致命的连锁反应。所以国家对电价管理是慎之又慎。
　　上世纪90年代，原电力部改组为国家电力公司，直到2002年底才真正开始形式上的分解国家电力公司，将国家电力公司分拆为十一个公司，其中发电公司为五家，供电公司分为南方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两家。由于技术层面的原因，南、北两家电网公司由于分属不同地区，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竞争。真正体现出竞争的是五大发电集团公司：华能集团公司、大唐集团公司、华电集团公司、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从那时起逐渐开始了中国的发电竞争格局，这种竞争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效应。
　　正面效应是各大发电集团公司比之以前的国家电力公司在发电技术革新上、新技术的引进和利用上更极积。为了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各公司都积极利用新技术手段和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水平，以技术手段控制发电成本。以改过去那种喊得多，做得少的管理方式，各大发电集团都在低调而积极地为寻求降低发电成本做着实际性的操作，以求降低发电成体，以赢得更多利润。
　　负面效应是各大发电集团都在为了自己本集团的发展疯狂地抢地盘，原国家电力公司有序的电力发展计划已经不复存在，电力投资重复建设严重，常常是在同一个地区两三个发电集团公司都在跑同一个发电项目。由于发电厂投资动辙几十亿元人民币，国家理论上控制很严，但各发电集团为了能跑到项目，也可谓开动脑筋想办法，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甚至于不等国家发改委的审批书，就先行投资上项目，几亿、几十亿元的前期资金都投入了，你批不批？以此来逼国家批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斩后凑，先上马再说，谁走在前边谁就掌握主动权。项目一上报就动手，边干边跑审批，等审批下来了，发电厂也建成了，不行也得行了。这几年发电行业常常有种怪现象——有些发电企业的奠基仪式和发电仪式往往前后差不了几个月，甚至几天。电力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恐怕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现出来。
　　这是大的负面效应，小的负面效应就不用说了，比如管理成本的增加。原来国家电力公司一套管理机构，一下子分拆成了十一家公司，也就应运而生了十一套管理机构。每家新生的电力机构都是全国性的，都是副部级。由于管理的、技术的原因，每家公司在每个省都设有一个办事处，虽然说各省设的都是办事处，但是管理职能上却相当于当年的省电业局。加上谁都不怕自己的官做得大，各省办事处实际上都在有意或无意中以各种方式扩充着自己的实力，办事处的人员总是不够用，官员一天天还在增加。各办事处下都在逐步配备自己的处室。实际上在每个省相当于出现了十一个电力局，虽然叫法不一，但实际上功能是一致的。
　　抛开电煤价格上涨不说，电力行业的分拆竞争造成的重复建设浪费，管理机构的增加造成的发电成本的上升，远远超过了各发电公司积极利用新技术手段和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水平，以技术手段降低的发电成本，可谓得不偿失。
　　也就是说即使电煤不涨价，电价仍有可能上涨，因为电价本身并没有像汽车、电信那样原来就具有成本优势。
　　电力在现代社会应该是一种社会公益性产品，因为电力已经成为老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更是国家能源战略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电力是不可储存的能源，只能用多少，发多少，如果出现电力供给或电价的大幅波动都势必给百姓和国家造成生存危机。
　　电力是一种自然垄断性的行业，我们不应该根据某些人的个人喜好去做一刀切的事情。如果硬是要人为地破坏这种自然规律，会不会出现医疗行业和教育行业今天这种局面呢？高额的医疗费用是在人们生病时对人发难，高额教育费用是对孩子生长、发展的壁垒，而如果出现大幅上涨的电价将是对所有人正常生活现状的巨大挑战。